中国制造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改革开放40年后，中国制造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取得了许多辉煌的成就。 在这个过程中，制造业发展的内外环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为了了解制造业发展环境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找出开放条件下优化制造业发展环境的对策，从2018年底到今年上半年，来自《中国经济时报》的20多名记者前往广东、福建、浙江、江苏、上海、安徽、陕西和山西等省市，从市场准入、金融支持、税收负担、科技创新、人才开发、区域开放、能源和物流成本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调查。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通过对近500份企业问卷的实地调查和分析，发现目前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环境正处于从多方面不断优化的状态，为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受内外环境变化的影响，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呈现出三大趋势:外向迁移、内向迁移和数字化转型 然而，从长远来看，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仍然面临核心技术积累不足、各类人才短缺、企业税负较高、环境保护和融资成本等制约因素。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通过对八个省市的调查发现，为了促进制造业由大到强、高质量发展，各地出台了一系列优化经营环境的政策措施，亮点频频。

超重支持创新和发展 调查发现，近年来，促进制造业创新的相关政策在八个省市频繁出台，对制造业创新的财政支持逐年增加，企业创新改造的意愿不断增强。 例如，福建、厦门以外各城市的财政部门和兴业银行共同发起设立福建企业技术改造投资基金，通过股权和债权为全省先进制造企业提供投融资服务。 截至去年底，已投资80.35亿元，制造业技术改造总投资超过660亿元，金融杠杆与社会投资的放大比例超过1: 33。 江苏、上海等地通过技术、产品、商业模式创新等手段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广东、浙江、安徽等地在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的同时，注重以新技术、新形式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加快制造业向高端、品牌、绿色转型，提升整体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人才的多维吸引力 八省市调研发布了从住房、定居、医疗、教育等方面吸引人才的各种政策 Xi安提出大学生“零门槛”定居：佛山致力于提供教育、医疗和其他生活设施，以缓解人才的担忧。苏州为高技术人才提供高价格，打造研发和产业化平台。自2016年以来，深圳先后颁布实施了“81”人才新政策、“十大人才工程”和人才工作条例，构成了人才政策的“四梁八柱”。

深化“住院服务”改革 在市场准入方面，浙江、江苏等许多接受调查的省份已经在全省范围内深化了“一次最多运行”的改革。特别是关注投资项目的准确服务，进一步减少审批项目和程序，加快网上审批和监管平台升级，督促一般企业开工前“一次最多”审批投资项目。 以宁波为例，当地政府正在探索实施“标准土地”制度，敦促一般企业在开工前“最多一次”和“最多100天”批准投资项目。 我们将加强高效的商业登记服务，进一步简化手续，优化流程，减少许可证数量，降低准入门槛，全面实施“多许可证整合”、“许可证联络处”等改革，在3个工作日内实现业务启动(从受理到收到税务发票)的正常化。

加大减税力度 近年来，深化增值税改革、小微企业包容性减税政策、个人所得税改革等一系列减税和减费政策在各个研究领域得到了有力实施。制造业企业的税收负担明显减轻，税制改革的红利正逐步转化为优化经济结构、扩大有效需求的发展动力。 例如，2018年，广东(不包括深圳)降低了106亿元的制造业税收，有效降低了制造业生产和运营成本，增强了对实体经济发展的信心 广州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预测，在2019年大规模减税和减费政策出台后，特别是对制造业而言，整个集团将减税和减费超过20亿元。

加强财政支持 根据《中国经济时报》的调查，近60%的受访企业希望“为制造业实施更精确的金融支持政策，促进制造业政策和金融服务之间的良性互动。” 调查八省市在这方面采取的措施也值得赞赏:浙江鼓励金融机构扩大对制造业的信贷规模，充分发挥金融在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的作用；江苏大力发展产业链金融、金融租赁等与行业直接融合的金融服务；福建积极发展风险投资、私募股权基金等融资品种，探索股权质押贷款、贷投资联动等服务模式，为制造业创新发展提供长期稳定的金融支持。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调查发现，在开放条件下，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内外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受此影响，当前制造业发展呈现三大趋势。

“向外移民”趋势 受劳动力成本上升和中国环保要求更加严格等因素的影响，广东、福建、浙江等东部沿海地区的许多中低端制造企业选择了成本相对较低的东南亚和南亚地区。 一些高端制造企业已经开始考虑在美国经济复苏、减税和中美经贸摩擦等因素的影响下投资发达国家，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新趋势。

“向内转移”趋势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我国中西部地区呈现出国际和东部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趋势，即“内向迁移” “平等对接”和共同发展正成为安徽等地承接产业转移的共识。合肥、芜湖等城市纷纷出台扶持政策予以支持。 以安徽为例，为了支持中国唯一一个以产业转移为主题的经济区，早在2011年就发布了——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安徽省促进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发展条例》 同时，聚焦平板显示器、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智能家电、智能语音等优势，打造国家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积极承接上海、江苏、浙江制造业转移，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先进制造基地

数字转型趋势 随着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地方将制造业的数字化改造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 广东、上海、福建、浙江等地政府相继出台措施，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其中，广东省在2018年发布了一项计划，提出到2020年广东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将超过500亿元，相关产业规模将超过3000亿元。

虽然被调查的八个省市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优化制造业发展环境的措施，但《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发现，从长远来看，在开放条件下，仍有许多因素制约着我国制造业发展环境的优化，尤其是在以下几个方面

核心技术积累不足 一方面，中国制造业起步较晚，基础薄弱，资金短缺，人才不足。一些“瓶颈”核心技术很难在短期内实现突破。 另一方面，一些企业长期忽视技术研发和技术创新，导致核心技术落后。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由于国有资产评估、任期制度和决策程序复杂，被调查省份的许多国有企业在研发方面投资不足，缺乏创新精神，对新技术的敏感度较低。 东、中、西部研究省份的民营企业也普遍存在科研经费严重短缺、创新精神不足和创新动力薄弱的问题。

人才短缺 人才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许多企业向《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报道，目前，中国制造业面临着高层次创新人才短缺的突出问题。 本次问卷调查显示，近40%的受访企业认为，影响中国制造业进一步开放和优化的主要因素是“高科技人才的缺乏” 实地访谈和调查发现，许多地方不仅无法招聘和留住高端人才，而且越来越难以招聘一线员工。 人才匮乏已成为制造企业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

税收负担、环境保护和融资成本居高不下，企业负担沉重。 《中国经济时报》进行的问卷调查和实地调查显示，沉重的税收负担、制造业金融支持缺乏公平性、资源、能源环境和物流成本不断上升是影响中国制造业进一步开放和优化的主要因素。

许多受访企业表示，虽然国家和各级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减税和减费政策，总体效果不错，但研究领域的许多企业对减税和减费仍不太感兴趣。 一方面，他们认为减税可以进一步减少。另一方面，其他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在标准制定成本方面明显优于国内同行。 这些企业反映出国家应该采取更精确有效的措施来降低税费。

除了税收负担外，还有企业报告称，一些地方环境保护标准不一致，导致当地企业重复投资，成本增加。同时，在国内金融去杠杆化的背景下，民营制造企业融资难度加大，融资困难和融资昂贵的现象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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